摘要：执法者面对违法行为在决定是否实施责令改正时，会受到这两种执法成本支出之和高低的影响，并且实施责令改正作为的意愿通常与这两种成本之和成反比，也即两种执法成本之和越高，执法者实施责令改正作为的意愿就越低。 ...
5.中国大陆应加强与台湾地区在海洋问题上的合作。
不知情权有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内部的利益冲突，如案例三所展示的那样。然而，仅仅是抽象的咨询，往往还不足以揭示相关基因信息的特性。
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该法第15条就产前基因检测做了规定，据此产前基因检测只能出于医疗目的，且检测仅仅针对的是对胚胎或者胎儿的健康会造成损害的基因特性，或者当某种治疗药物的药效受制于特定的基因属性时方可进行检测。[35] 波蒂斯（Bottis）指出，医生是否有义务将基因信息披露给信息主体的血亲，这完全取决于违反保密原则和披露信息所可能得到的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而非取决于基因信息的特性。反推之，没有医学意义的检测即不得进行。因为这种情况下，征求其同意本身就已经泄露了其欲图告知的核心内容。
[20]他们对于自治的概念做了不同于康德的解读，从穆勒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只要个体所做的决定无害于他人，则可以依其所愿做出决定，而不必遵从什么绝对的道德命令。我国法也应做出相应的规定，并在确立不知情权的基础上，有效禁止用人单位和保险公司要求劳动者和被保险人实施基因检测或提供基因信息。[65]胡明：《论行政约谈——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5年第1期。
行政约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行政约谈是外部约谈，指行政主体在相对人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时，通过约请谈话、说明教导、提出警示的方式建议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以避免违法之风险的行为。行政约谈融合了预防性、服务性、合作性等现代行政的特征，其基本理念是人权的保障。约谈作为一项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却并非我国大陆地区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从香港地区的舶来品。（二）行政约谈的类型 人类从根本上具有分类的倾向，类型是人类思维的方式之一。
因此如何平衡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是衡量一个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前者需要政府敢于亮剑、勇于担责。苟无诚信原则，则民主宪政将无法实行，故诚信为一切行政权之准则，亦为其限界。
[14]抑或是，行政主体依法在其职权范围内，针对所监管的行政相对人出现的特定问题，为了防止发生违法行为，在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与行政相对人进行沟通、协商，然后给予警示、告诫的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37]黄爱宝：《生态行政约谈制度：创新价值与完善方向》，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两大阵营，前者要求行政机关之行为必须遵循现行法律规定，不得违法。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
易斌、徐俊：《湖北随州市曾都区工商局公平交易分局实行行政处罚案件处罚前约谈制度》，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http:// www.chinalaw.gov.cn/article/dfxx/zffzdt/200906/2009060013559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22日）。[62]胡建辉：《发改委申明约谈不是行政干预》，载2011年4月20日《法制日报》第06版。[74]尽管我们已经努力通过缜密的行政程序来尽量压缩裁量的空间，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对于单靠这种策略就能提升自由裁量权的民主可靠性或者减少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形抱以乐观态度的基础。实际上，正如经济学家许小年所言：发改委如果想了解物价情况，可以到市场调查，企业没有犯错，凭什么约谈人家。
[6]据统计，如今，财政、金融、审计、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业、交通、公安、安全、司法、国民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监管、国土资源、能源、科技、教育、劳动、人事、监察、市场监管、安全生产监管、卫生、体育、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每个行业都已制定了相关约谈办法，已成遍地开花之态势。[47][日]盐野宏：《行政法总论》（第4版），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7]数据处理规则说明：1．已被修正的规范以制定日期为准。凡行政行为被型式化之后，它便具有一种稳定性之要素，这种稳定性乃是建立制度的前提要件。
其次，认为约谈无独立价值的学者往往将约谈等同于调查或者协商，不可否认约谈具有调查、协商功能，但却不可将此功能无限放大，因为行政主体并非为了谈而约，更主要的是了解相对人的立场以便给予警示、进行教育、提出建议，从这方面来看，约谈的工具主义价值更为突出。税务机关在实施税务约谈时不符合以上规定的，纳税人有权拒绝接受约谈。[31]如进一步探寻行政约谈的法律属性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相比较而言，后者对行为的要求明显严于前者，优先原则是（消极地）禁止违反现行法。将行政约谈既作为内部行政行为又作为外部行政行为的有：3部部委规章。首先，且不论此种督办处罚型约谈的正当性（实际上是约谈异化的表现），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约谈是独立存在的——如违法预警型约谈——并不会有后续的处罚、和解措施，因此若将约谈简单归结为行政主体作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阶段性过程，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27] 执法和解型约谈不同于纠纷协调型约谈，前者的和解对象是行政争议，行政主体作为行政和解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在自由裁量范权围内与相对人作出的妥协。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主体的约谈要中肯，约谈要合乎比例。
[50]郑毅：《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约谈——从价格约谈说起》，载《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48][日]室井力等编：《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朱芒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8—219页。
[32] 有认为行政约谈是当代行政治理模式转变背景下行政指导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应当被纳入广义的行政指导范畴，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所谓违法预警型约谈，指为达到预防违法之行政目的，行政主体对妨碍社会秩序而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者，所采取预防或抑制之行政约谈。
此外，督办处罚型约谈通常是相对人在行政主体作出责令改正要求之后仍怠于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才作出的，故这种约谈形式通常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将对相对人的权利产生直接的、现实的影响。参见胡贲：《部委约谈：误解与真相》，载2011年6月9日《南方周末》时局版。2011年开始，辽宁省铁岭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针对施工图审查中发现的问题约谈企业设计负责人，对连续两次受到约谈的企业，会对其作出限制入境、与年检挂钩、记入不良记录等处罚。[25]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第37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
此外，在行政主体有违平等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而使相对人受有损失，相对人能否依据违反基本原则为由提起诉讼？笔者以为，随着行政手段的多样化，对非权力性行政活动进行规范乃是法治国家之重点，相对人对具有事实强制力的行为提起诉讼亦非无法逾越的鸿沟，只是其法理依据仍需进一步挖掘。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德国行政法学始祖之一的 Otto Mayer 曾说：经由型式化，可以产生法治国家之纪律。[49]作为行政约谈主要类型的纠纷协调型约谈、违法预警型约谈均可与行政指导相包容。
有观点认为，行政主体发出约谈通知后，相对人惧于行政主体事后可能给予的不利益而不敢说不，由此否认约谈的非权力性。[59] 退一步讲，即使相对人拒绝履行约谈建议，也未必需要对此种拒绝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此时行政主体可以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理。
行政约谈的设立初衷是预防相对人违法，希冀通过说服教育等柔性手段，使相对人得以知悉行政主体的执法方向与违法认定标准，让相对人主动认识到违法的可能性与后果，并给予可供选择的整改方案供相对人自主决定。正是这个在实务中争议不大的问题却成了学界各种观点相互争锋的主战场。有学者认为，所谓约谈，指的是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请谈话、沟通信息、学习政策、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60]王鸿貌：《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行政约谈并非《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行为，若行政主体按照约谈程序之规定，相对人有相当之自由，故自无提起诉讼之可能。正所谓商谈可能是件好事，但重要的是规制者在必要时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61]故此，应当在立法中明确不得以约谈建议代替行政处罚，如《广州市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试行）》第20条第2款：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得以安全生产约谈警示代替行政处罚。
需要强调的是，判断行政约谈是否已具有事实上的强制力，不应拘泥于公文使用之文字，而应通过其外在手段探求行政主体之真意，以防其规避作成行政行为。如有学者认为，约见谈话只是行政调查的基础，是行政处罚的程序之一，是执法和解的一种交流形式。
三、行政约谈异化的挑战：强制化及过度化 行政权的异化是行政权的运行脱离了其设定的本意，向另外的方向发展。[67]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